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:现在不仅是中国，全球都面临通胀问题，您对当前我国的通胀形势怎么看？
连平：通胀有国际国内的因素，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我们国内。现在全面通胀的压力确实很大。一方面，从国际上来看，全球通胀的水平明显提高，然后通过各种渠道传导进来。另一方面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，最近突发性事件多，比如雪灾、地震等，都对通胀有影响。但根本的问题在于流动性过剩。流动性过剩，货币供应量偏多，导致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不平衡。总需求过大，前期主要表现为股价、房价大幅上升，之后就会表现在整个商品的价格上。
从今年的情况来看，我们基本上维持这个观点，CPI上涨的水平，下半年会比上半年低一点。这主要是因为上半年受到去年翘尾因素的影响较大，但7月份以后这一因素的影响就逐渐下降，到12月份甚至会下降到0。另外，下半年食品价格也会明显下降。这一方面是季节性因素，另一方面，去年以来，由于价格上涨之后，食品的供求关系已经得到调整，食品在下半年继续维持在很高位置的可能性非常小。最近这两个月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蔬菜、肉类的价格有明显的回落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由于PPI持续增高，这会明显影响到CPI中非食品的价格。食品价格下来，非食品价格会上去，但究竟会到什么程度，就要看PPI的涨幅。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油价。国际上油价会涨到什么位置，国内会采取什么政策，下半年财政补贴会不会部分取消，或者适当地提高油价，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。当然最近这几个月，由于整个物价水平没有明显的下来，所以动油价的可能性比较小。
今年我们对ＣＰＩ的预测是6%到6.5%之间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如果CPI继续回落，这代表我国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么？
连平：不能这样看。当前全面通胀的压力是持续存在的。这个回落是从相对较高的水平回落到相对较低的水平。但是这个相对较低的水平，综合起来看全年也可能达到6%到6.5%，比去年的4.8%，以及今年政府要控制的4.8%的目标，还有较大的距离。而且不排除明年在这个水平上继续往上走。从中长期来看，全面通胀压力依然存在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为抑制通胀，央行实施了从紧货币政策，今年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，您如何评价目前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？
连平：我们不应理想化地去评价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，不要把货币政策看成是灵丹妙药，似乎其工具和手段能包治百病，货币政策的效用肯定是有限的。现从总体上来看，我国的各项指标还是处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。比如说通胀，从78年—07年30年左右的时间中，我国的GDP增长平均是9.8%，但是CPI的指数平均是6%。最近5年的情况是经济增长速度更高，而CPI 的增长速度更低。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%以上，如果今年CPI处在6%到6.5%,那么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温和的水平。这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对症下药是分不开的。如果存款准备金率没有调到现在这个水平，不知道有多少万亿的资金会投放市场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17.5%，您觉得商业银行还可以承受多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？
连平：我觉得18%，甚至20%，理论上银行都可以承受的，只是压力更大一些而已，包括流动性的压力和经营压力。经营上的压力，主要是因为存款准备金虽然有利息，但是利息的水平比较低，对银行来说，经营上是不利的。流动性管理压力在于，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是银行的整体流动性，它影响的是信贷的总量，以及在市场上进行投资的资金。从现在来看，各家商业银行，由于资金比较充裕，所以它在投资资金市场上投入的量都不少。比如说大型商业银行，存贷比为60%多，不超过65%，其余资金则进行投资。如果存款准备金提高的话，它可以减少资金的运作，同时也可以减少信贷存量，所以18%也好，20%也好，银行可以通过调整不同的资产比例来应对。但问题在于究竟是调整哪块资产，这就给银行流动性管理和经营管理带来挑战，如果管理不善，就容易出现问题。在这方面，大银行压力较小，因为其资金较为充裕，存贷比低，回旋余地较大。但中小银行则不然，资金紧张、存贷比平均在７５％左右，有的甚至高达８０％，有的银行将不得不减少信贷资产。
但是存款准备金率如果升至20%，银行面临的压力会很大，不仅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经营，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市场。因为商业银行势必会抛售手头很多的债券，贷款收回后不再发放，这肯定会导致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断裂，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增加的危险会大大增加。所以存款准备金率越高系统性风险越大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您预期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情况会怎样？
连平：这个要看整体的市场情况，比如说PPI的走势/境外资金流动的状态、压力、整个国内投资的状态，信贷需求等等。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下半年的调整的频率不会这么高，幅度也不可能这么大。如果说各方面的指标都还比较平稳的话，可能再往上调整2到3次。如果形势突变，大幅调高或调低都有可能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央行再度加息的可能性有多大？
连平：从最近来看利率调整的可能性比较小。年初反映出来的情况是，大量的境外资金在涌入。而最近越南金融动荡，可能使得一部分在新兴经济体进行投资的资金感到，至少是小的新兴经济体的风险是比较大的，他们可能又要寻找新的投资方向。而中国目前的各方面指标还是比较理想，所以中国有可能进一步吸引这些资金的流入；加上美元利率明显低于人民币利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动利率不是很好的一个办法。
但是长期维持负利率状态肯定对抑制通胀、控制经济过热都是不利的，所以最好还是让利率为正，为抑制经济过热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。但就短期来看，加息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您认为越南危机有可能向中国传染么？
连平：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状态和在现有的政策倾向情况下，应该不大可能出现传染，理性的投资者都会做些比较。
在越南事件发生以后，市场上有两种行为倾向。一种是认为觉得小的新兴经济体不安全，风险太大，就选择撤出。另外一种觉得小的经济体不行，但是中国这个经济体规模大，各方面情况都不错，可能会选择进入我国。比如贸易，越南是逆差的，我们是顺差。从物价上涨来看，越南是25%，而我们是8%多一点，往后的趋势可能还会有所下降。还有，越南的外债占到它的GDP的30%，比例非常高，外汇储备仅能支付三个月的进口。这个水平是很低的。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规模越来越大，所以支付三个月进口的储备完全不能抵御资本流动的冲击，而且越南资本项目的管制已经很大程度上放开了，所以这样的储备是非常低的。但是，与越南不同，我们的外债水平占GDP的比重非常低，约１５％，处在一个非常合理的状态，而且我们的外汇储备水平这么高，几倍于外债和进口，这都是非常安全的。所以相比之下，我认为原来投资到这些小的新兴经济体的资金可能会部分转向我国，资金流入的可能性要大，这会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您认为未来人民币有贬值的风险么？要应对危机，人民币汇率的波幅是否需要进一步扩大？
连平：一个国家货币的升值和贬值不能简单地由一时的某一个指标决定。目前提到人民币贬值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物价上涨。我认为还要看其他很多的指标，比如说贸易顺逆差，资本流入状况，外债比例是否合理、外汇储备情况等。通常一个国家货币要贬值的话，首先是贸易逆差，其次是资本流入减少。
此外，现在看起来中国的热钱还在继续流入。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，在境内已经有很好获利的这部分资金可能会因某种诱因而迅速流出，那会带来市场的动荡，这也是目前央行货币政策面临的压力。所以人民币不能升值过快。
放开波幅，如果能够比较好地加以控制的话，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尝试一下。如果说在目前境外没有大的热钱波动，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增长热钱还在持续流入，幅度稍微大一点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人民币短期中有比较大的波动，对于热线具有一定的抵挡作用，但并不等于说是持续的大幅度的升值。因为持续大幅度的升值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压力非常大。今年以来，人民币升值比较快，到现在已经超过5%，加上其它因素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行业受到了沉重打击，由于出口行业对我国的重要性，对拉动经济增长、消费和投资都有影响。因此，升值还是应该保持相对稳健的步伐。
去年底到现在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，要抑制输入型的通胀，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。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实证研究：人民币短期汇率的上升对抑制通胀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；汇率升值10%，影响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大概0.3个百分点，而最后影响到国内消费品价格只有0.05个百分点，可以说，在现行的体制下，升值10%对物价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
上半年人民币升值得比较快，与国际上美元迅速贬值有关。下半年由于次贷危机有所缓解，美国经济可能略有回升或低位徘徊，美元也可能会缓慢升值，改变目前的颓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就会减轻，那时我国的汇率政策可能会更加灵活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中国目前是否面临着经济下滑的风险？您认为目前中国宏观调控主要应该防通胀还是防止经济下滑？
连平：今年经济增长应该会适度放缓，可能会到10%－10.5%，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放缓，是良性的放缓。我不认为是出现拐点，经济开始下滑了。我觉得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到9％以下的可能性不大。
对于经济下滑没必要过多担心，因为支撑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本因素依然在发生作用。比如说城市化建设，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很大，会拉动国民经济长期的增长。再比如中西部开发。今年一季度中西部地区的开发，各方面发展的都比较快，中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增长42%，超过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的10个百分点，这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又一个重要因素。再如，我们正处在重工业化的阶段，“人口红利”会继续发挥作用。这些中长期的因素仍在集中地发挥作用。
加上目前还有很多短期促进因素的影响，比如说，最近发生的地震会加大投资的力度，还有换届经济的影响。所以只要政策能把握得比较合理，经济保持一个稳定较高水平的增长还是可以预期的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 您如何看待今年对商业银行实行的信贷额度控制？
连平：商业银行当然要服从国家有关金融方面的调控，从整个国民经济考量。但是我觉得，关于信贷总量控制还要适当地考虑到实际经济的一些需要，因为现在实际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。我们做一个模型测算，今年经济对整个信贷的需求约在17％左右，而新增的信贷总量被控制在14%，与实际需求差距不小。另外考虑到物价上涨势必会带来对货币资金的需求上升，实际的信贷需求会更大。因此信贷总量控制应该考虑到这方面的变化和需求，如果过于紧缩，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。
现在有两类企业压力比较大，一类是小型企业、私人企业。另一类是外贸行业。当然监管部门对这方面也已经有所考虑了。比如说就是在前一阵推出的小额贷款公司，实际上是对现有的政策和体制做一些弥补。这个思路是很好的，应该尽快实施。
《第一财经日报》：今年商业银行受到了存款准备金率调整、信贷额度控制等各种政策的影响，今年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效益是否会受到很大影响？
连平：对于从紧货币政策下银行业的状况有人很悲观，但我觉得观察银行业，第一看宏观经济状况，第二看货币政策，不能把货币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过分夸大。
影响银行业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运行，经济运行好，银行就不会差，经济运行差，货币政策再松，银行还是不会好。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仍较好，经济增长较快，需求比较旺盛，所以银行资金需求就比较大，所以这时候虽然信贷紧缩，总量是减少了，但资金的价格提高了，可能带来的收益不会比去年低。
去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，今年是从紧的货币政策，这给银行业带来许多不利因素，但是也有很多有利因素，整体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。
不利因素方面，比如说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，锁定了银行资金，尽管有利息，但明显低于平均的资金收益率。再比如说信贷总量控制，银行放不出去的这部分资金，用来进行其他方面的投资收益也会减少，这两个因素对银行的利差收益带来了负面影响。
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，整个信贷紧缩了以后，小企业资金就会出现问题，资金链断裂以后出现不良资产的可能性变大了；还有人民币持续大幅度升值，导致部分出口企业可能形成不良资产。另外，对于银行外汇敞口比较多的，汇兑损失也很大。这些都是从紧货币政策下带来的不利影响。
但是有利影响也不少。一个是税收因素，所得税从33%降到了25%，降了8个百分点，而且税前扣除较过去扩大，这对银行收益的影响不小。二是去年多次加息，中长期贷款今年才开始执行新的利率，利差明显扩大，对今年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了正面效应。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信贷紧缩，而信贷需求却是十分旺盛，信贷资金成为紧缺资源，银行的议价能力明显提高，贷款利率提高10-15%是很常见的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信贷总量增长不多，但是价格在提高，由此带来收益也不小。
第四，今年以来中间业务发展很快。第一，信贷紧缩之后，银行定价能力大幅度提升，除了提高利率，还可以获得顾问费和咨询费，因此商业银行的咨询费在一季度大幅提高。第二个就是理财业务，去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迅速增长，所以中间业务今年以来总体情况不错。还有就是银行资金的投资交易，因为今年以来整个存款准备金上调，加上信贷总量控制，所以资金市场利率也在上升，因此银行的投资利益随之增加。除此之外，在信贷比较紧的情况下，银行会尽可能少贷短期，多贷中长期，所以中长期贷款在整个贷款中的比例继续上升。
总的来说，不利因素相对较弱，而有利因素相对较强，所以我觉得今年银行业整体状况不会比去年差，我们预测08年银行利润增长可以达到50%左右。
但从商业银行转型的角度来看从紧货币政策，则存在负面影响。前几年零售贷款，包括小企业的贷款，多家银行都有了很大的发展，但是今年情况发生了变化，零售贷款发展步伐较慢，银行向零售银行转型受到了一定的制约。与此同时，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方式又有卷土重来之势。前几年很多企业都不要贷款，银行想尽办法营销；今年因为信贷紧缩，需求很旺盛，贷款变成一个稀缺资源了，传统的经营方式又出现了，这是不太好的现象。当然这也可能是阶段性的，长期来看，银行作为一种间接融资的机构将在融资结构中地位下降，而直接融资的地位则会不断上升。
